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，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。从2004年起的连续7年，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总是锁定在兴农、惠农上。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，传统的农业地区如何加快发展、实现农民增收？在全国“两会”上，我省代表、委员为破解农业发展难题积极建言。

        难题一：粮食丰收≠农民增收

        “种粮收益，已沉谷底！”全国政协委员夏涛说出这个惊人的判断。这个判断不仅源于夏涛委员对农业的了解，也来自农业部的统计数字：全国稻谷、小麦、玉米等三种粮食亩均成本逐年上升，亩均净利润为185.2元。也就是说，一亩地一年的净利润不足200元。

        去年，面对特大干旱灾害，我省小麦生产实现单产提高，总产再创历史纪录，全年粮食生产实现了连续6年增产。然而，由于农资价格快速攀升，加上抗旱成本，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依然突出。

        干旱时，一些农民宁可让地荒着也不愿去浇水的情形，让一些到农村调研的代表、委员感到惊心。是什么让农民对种田失去兴趣？全国人大代表李爱青说，种粮成本高、收益低是最主要的原因。随着化肥、农药、农机和劳动力等价格的逐年提高，尽管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不断加强，但总体来看，政策性补贴对种粮农民的激励作用在逐年下降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通常说农民收入低，为什么低？因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低。我们通常讲一个农民要是务农的话，一年工作30个工作日就够了，而城市里的工人一年要工作200天以上。这样，务农显然就是就业不充分，这是种粮收益低的重要原因。”全国人大代表李宏鸣说，通过农业让农民增收，有两个空间，一是可以通过先进技术提高土地的产出率；二是把农业劳动力向涉农的二、三产业转移，同时提高农业的规模经营，以增加农民收益。

        难题二：种粮大县≠财政大县

        长期以来，粮食主产区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，但由于粮食主产区工业发展相对落后，农产品加工链条短，财政状况普遍较差，形成了农业大县、粮食大县等于财政穷县的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全国政协委员张自立认为，提高种粮效益的办法有两个：一是增加补贴，二是提高粮价。但提高粮价蕴藏着社会风险，只有在增加补贴上下功夫。国家应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，对于列入国家规划的产粮大县，应按照粮食产量、商品量和人均占有量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，逐步使产粮大县人均财力达到全国县级平均水平，解决粮食主产区财政困难的问题。此外，在粮食补贴的政策下，粮食主销区吃的是补贴价格的粮食，所以粮食主销区应该对主产区进行补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近年来，一些地方政府在认识上有个误区，总觉得抓农业就是思想不解放，抓招商引资就是发展的唯一途径。由于抓农业没有积极性，过去一些产粮区现在都要依赖从外面调粮了。如果长期让农业处于弱势地位，一旦粮食安全出了问题，会引起连锁反应。所以从国家战略层面着眼，必须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补贴，别让产粮大县太吃亏，以保护种粮积极性，从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。”夏涛委员说。

        难题三：农业大县≠农业强县

        农业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“靠天吃饭”，这是许多农业大县的无奈，农业大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农业强县。

        张自立委员说，要做强农业，就必须把农业当作产业来做，通过产业发展，调整结构和提高农业效益，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。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、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装备水平的提高，不断夯实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。而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、机械化和自动化以及农业科技政策的信息化，都依赖于农民的知识化。政府要下大力气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，为建设新农村培养实用人才。

        全国人大代表孙云飞举了一个阜阳种粮大户的例子：该大户通过土地流转承办土地12000多亩，常年雇佣29人的专业服务队，农忙时再雇佣一二百人，如果是散户耕作，阜阳市人均土地在1亩左右，以每户4亩来算，12000多亩土地至少需要2000多家农户耕作。这说明种粮大户是推进现代农业的切入点，是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、稳产的结合点。发展现代农业，就一定要扶持种粮大户，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头作用。

        农业比重大，农村的人口多，工业化、城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，这是传统农业大县的共同特征。李宏鸣代表说，加快农业大县发展，关键在于加快推进工业化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。传统农业可能比较弱势，可现代农业不一样，工业有相当一部分门类是和农业联系在一起的，如果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，培育现代农业的产业集群，农业就不会弱势。放在加快转变增长方式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考量，培育现代农业的产业集群，是农业强县之路。